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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写:从天才学子到股市“黑客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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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2-2 22:4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邵昌(化名),男,1970年出生,原北京某全国重点大学研究生,中共党员。1996年在实习期间,操作计算机非法进入北京某证券公司营业部中心数据库,窃得多位股民的股票交易账号、资金等交易信息,并破译了股民 ...
  邵昌(化名),男,1970年出生,原北京某全国重点大学研究生,中共党员。1996年在实习期间,操作计算机非法进入北京某证券公司营业部中心数据库,窃得多位股民的股票交易账号、资金等交易信息,并破译了股民的交易密码,采取盗买、盗卖他人股票的方法,给股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。自首后,于1997年12月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,现在山西省内某监狱服刑。
  “偶然间,我进入了证券营业部的计算机数据库,可以动用七八千股民那像天文数字般的资金,我很兴奋。”
  坐了一夜火车,在一个阴暗寒冷的冬日清晨,我来到了位于山西省境内的一座监狱。生平第一次走进监狱的大墙,即将面对的又是曾几何时京城股市上的“黑客”———某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的才子,这一切都充满了神秘感。
  在监狱的档案室,我看到了邵昌在入狱时填的登记表。在特长一栏中写着:计算机编程与日常管理、数理经济分析、股市技术分析、英语6级、翻译、写作。
  “报告。”
  “进来。”随着管教干部的声音,监狱接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,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个身着灰色囚服,中等身材,白白净净,一脸书卷气的小伙子。
  他就是邵昌。他不卑不亢地站在我面前,直到管教干部让他坐下,他才入座。
  “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,针对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严重,想写一篇有关大学生犯罪的报道,给青少年以警示。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采访?”说明来意,我心里却担心他断然拒绝。
  “自己走错了路,把经历说出来,如果能对其他人有所警示,也算是我的一点儿心意。我对接受采访的态度是积极的。”邵昌说话时显得十分平和。
  这个目光柔柔的小伙子,3年半前竟是京城股市上一个神秘莫测的“黑客”。
  1996年3月13日,股民孙某做梦都不会想到,自己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账户上的资金,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动用了,而且是以4.91元的高价买进了10万股深深宝A,使他一下子损失了13.1万元。
  5月6日,在同一证券营业部,股民常某的遭遇更离奇,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,其账户上的40万股湘中意A,竟被以2.57元的低价卖出了,仅这一笔交易就损失了23.6万元。
  5月13日,还是在这家证券营业部,股民余某账户上每股市值2.40元的琼海虹A,被人以0.38元的低价卖出,而且一次就卖出50万股,如成交的话,其损失高达101.5万余元。
  这3笔鬼使神差似的股票交易的操作者都是邵昌。
  邵昌告诉我,这是他读研第3年发生的事。“1995年12月,在研究生实习阶段,导师推荐我去了一家证券公司,此间我要完成毕业论文《从实证的方法论中国股市的数字特征》,还要帮证券公司进行股市投资分析,我被安排进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大户室。一天早上,在等待电脑启动时,我在键盘上随手按了几个键,没想到电脑停止了正常的运行。惊讶之余,我输入了几个命令,发现自己竟无意中进入该部的数据库。当时我马上意识到,数据库软件设计有漏洞,因为除了授权人,一般人进入数据库属于非法进入。我很好奇,查看了几个数据库文件的内容。这一看非同小可,我发现除了股东交易密码是经过加密方法处理外,在这个营业部开户的七八千股民的账号、资金、股票等所有交易信息我都能一览无余,我看到股民最多的有5千万元资金,最少的也有5万元。我很兴奋,未及多想就尝试破译密码的加密方法,只觉得挺好玩儿,想试试自己的能力。”邵昌笑笑,眼睛里掠过一道顽皮的光。
  “高中毕业前夕,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南开的招生老师都争着要我,当时中国的所有大学我都可以上。”
  然而想破译证券营业部的密码谈何容易?不仅需要具备高水平的计算机知识,还要有较深的数学功底,而这些都是邵昌的强项。在那所著名的高等学府,他被老师称为“数学才子”。
  “我从小就有一些数学方面的天赋,虽然生在农村,却是书香门第。祖父是个秀才,从小就向我们姐弟3人灌输 ‘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’的理念。我的外公在当地被称为‘小诸葛’,他懂阴阳八卦,又喜欢研究中国古典数学,常给我讲九章算术、百鸡问题等等,还总爱考我,什么油瓶分别装着3斤、5斤、7斤油,怎样才能倒出1斤的?
  “小学时,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保持前3名,有一次因贪玩儿考了个第5名,被父亲很结实地打了一顿,把棍子都打断了。从此我就把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的‘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,才须学也,学须静也’作为座右铭。中学时我一直当班干部,是老师的宠儿,多次参加校内外举办的数学、物理等竞赛。
  “1987年我获得全国中学生数学联赛省一等奖;全国铁路系统数学竞赛第二名;全国中学生力学竞赛三等奖;1988年到复旦大学参加中国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主办的冬令营时,获全国数学竞赛三等奖……正因为这些荣誉,198 8年高考前夕,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南开的招生老师都愿意招我,当时中国的哪所大学我都可以上。我的数学老师就毕业于这所大学,他告诉我该校的理科在全国是一流的,于是我被保送到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。”
  在这所精英荟萃的大学,邵昌度过了8年时光。谈及往事,他的声音低下来:“不堪回首,像做梦一样。我在大学学的是基础数学,当时的理想是当数学家。班上的同学几乎都是国内外数学竞赛的获奖者,竞争激烈。我很努力,被评为三好学生。毕业后许多同学出国了,我被保送本校研究生。”
  “你没想过出国吗?”
  “想过,也做了准备,大三时托福考了600多分,但因为家里的事耽误了。1996年出事前,我正准备考G RE。”
  邵昌虽被保送研究生,但由于学校那年推荐研究生过多,因此让他先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工作了一年。此间,他和几位老师合作,为国家计委开发了“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和科技人员信息系统”软件,并通过部级鉴定。
  “读研时我学的是管理科学,我的成绩很好,仍被评为三好学生,而且入了党,当班长,是系研究生会副主席。毕业前夕我被确定留校任会计电算化老师。”
  邵昌平静地讲述他的经历。眼前这个一见管教干警进来就起立的囚犯,曾经竟是一个如此优秀的人才。
  “你当时是怎么破译密码的?”
  提起破译密码,邵昌的眼睛里立刻闪烁出睿智的光:“破译密码确实不容易,我也只是偶然发现了软件的漏洞,加上我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程度比较好,学过密码学和七八种计算机语言,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解密和计算方法,但能估计出走什么路。我用了一星期时间,经过多种方法的试验,终于找到了其中的规律,把密码破译了。我知道了股民的密码,甚至可以动用那像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资金。当时我觉得很得意,特有成就感。欣喜之余,最早的想法是把这一发现告诉证券公司,证明自己不错,可能人家会给我点儿奖励或提供一个好的工作机会。但冷静下来,我想到了那个贫困的家和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妈妈……”
  “要不是因为姐姐、父亲的去世和一贫如洗的家,我不会那么做的。”
  邵昌坦承:“我之所以产生破译密码后弄一笔钱的念头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家。别人会认为我这是借口,但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。”
  回忆童年的生活,邵昌说很苦但很快乐。“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,放过鸭子养过牛,大冬天到水稻田去育秧,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。父亲是铁路工程师,哪修铁路就到哪去,长年不在家。母亲是民办教师,收入微薄,不但要抚育3个孩子,还要照顾双方的老人。记得那时常常吃不饱,全家只有刚出生不久的弟弟能吃饱,每次他吃饭时,我和姐姐都盯着他的碗,只要他剩下一点儿,我和姐姐就会扑上去抢着吃。
  “后来全家随父亲搬到城市,母亲的民办教师当不成了,就到服装厂当缝纫工,计件工作很辛苦。为帮家里挣钱,我上初中时就给服装厂打工缝扣子,缝一个挣4厘钱,从那时我就知道了挣钱不容易。父母的生活一直很清贫,尤其是母亲,从来也没有去哪玩儿过,没穿过好衣服,金银首饰就更没有了。小时候我不太懂事,觉得父母特别小气,我不小心打碎了什么,总会遭到很严厉的斥责。我想,那东西也不值几个钱,至于吗?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生活的压力造成的,我觉得特别心酸。虽然家里经济拮据,但父母把教育开支放在第一位,直到供我们3人上大学。”
  “如果不是家里遭到两次沉重的打击,我可能不会走上犯罪的路。”
  1988年9月8日,当邵昌兴致勃勃地下了火车到北京的那所全国著名学府报到时,等待他的却是噩耗。那天,在北京另一所大学读研的姐姐,为了赶来看他,骑车途中不幸被一辆大卡车的挂车撞死了。
  “姐姐比我大4岁,她是从农村的中学考上大学的,而且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。父亲总对我和弟弟说‘看你姐多争气,你们要跟她学’。姐姐的惨死,使我们家遭到一次打击。”邵昌神情黯然地接着说,“1993年暑假,我准备考GRE没回家,忽然接到家里‘父病危’的电报。我赶回家,知道父亲已被确诊为恶性脑瘤晚期。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,琴棋书画都很出色。在医院陪伴他,眼睁睁地看着他病情恶化,直到连注射的地方都找不到了,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。半年后他去世了。为父亲治病家里已一贫如洗,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母亲失去了生活来源,弟弟还要交学费。”
  面对贫困,邵昌决定铤而走险。
  “我想,大户股民的资金数千万,也不知是哪来的,弄他十万、二十万的连百分之一都不到,良心上说得过去。 ”
  “你对股市了解吗?”我问邵昌。
  “去证券营业部实习前,为了做毕业论文,我读过一些有关股票知识的书,对流行理论比较熟悉,但没有操作过。破译了股民的密码后,我开始筹备这件事。1996年寒假,我回家编了一个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谎言,从老师、同学和邻居处借了7万多元钱,以母亲和女朋友的名义开了户。我的方案是,选择一家大户,用他的资金或股票,或高价买进,或低价抛出一定数量的股票,使股价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拉升或压低,而我则在此时抛出或买进同种股票,就可获取其中的差价。我看到这些大户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资金,有时一天光赔就赔几十万,心想,他们这钱也不知是哪来的,弄他十万、二十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,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我认为找大户良心上说得过去,散户不容易,都是血汗钱,不能动他们的钱。当时也并不想多弄,只想弄个十万、二十万给家里就算了。”
  邵昌暗暗记住大户室几个股民的资金账号、密码和股票数量,专门挑选了交易最冷淡的股票,然后开始进行交易。第一次,他以大户股民孙某的名义,用高价5.5元买进10万股深深宝A,股价拉升到了额定的高度,但他在抛出1.8 万股该股票时,由于电话委托的线路故障而耽误了,结果让别人高价卖出了,他分文未得。而孙某却以4.91元的成交价格买进了该股票10万股,损失13.1万元。
  第二次,他从大户股民常某的账户上以低价0.41元1股的价格,抛出40万股湘中意A,结果却因股市交易日趋红火,抛出股票数量不够,未压低到预定的价位,使他低价买进12万股该股票的计划落空。而常某却以2.57元1股的成交价卖出该股票40万股,损失23.6万元。
  “这两次因时间没把握好,结果让别人像天上掉馅饼似地捡了便宜,我没获利,还给股民造成36万余元的损失。”邵昌说:“第三次,时机更不好,股市开始火爆,股民们天天盯着自己的股票。但当时我很着急,借的钱快到期了,实习也该结束了,只好咬牙孤注一掷。我在股市开盘前15分钟的集合竞价时间段,以0.38元1股的低价卖出了余某50万股琼海虹A,然后用我母亲和女朋友名字开的账户买入该股票15.6万股。这次基本如愿了,我买到12万股。开市后经查询我知道成交了,长叹了一口气,以为一切都结束了,只等第二天抛出股票,收回现金,还账、给家里。”
  当邵昌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,他没想到事主已发现交易异常并通知了深圳证券交易所,此交易被冻结,避免了事主101.5万余元的损失。
  第二天,邵昌到证券公司进行股票交割时,知道这笔交易被冻结,顿时觉得不妙。离开证券营业部后的几天,邵昌说他忐忑不安地处在矛盾中:“一方面存在侥幸心理,我无非是在键盘上敲几下或打个委托电话,没留下任何证据,他们发现不了,最坏的情况就是把我列为重大嫌疑人。另一方面则想到,反正已经做错了,应该敢作敢当,承认了事情也许能化小,争取比较好的结果。”
  惶惶不可终日地度过一星期,邵昌始终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?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慌,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学,同学们一致认为,没有比自首更好的办法。当晚就带他到导师家,导师立即送他去学校保卫部自首,他被留下了。第二天他被北京市公安局羁押,3个月后被逮捕。1997年12月20日,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,以盗窃罪判处邵昌有期徒刑7年。
  令邵昌念念不忘的还有他的女朋友。他们是在他读研时相识的,她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法律系的学生。邵昌作案时的股票交易账户是用她的名字开的,她为此还被警方列为嫌疑人,但她确实一无所知。
  “你被判刑后,她来看过你吗?”
  “看过。隔着铁窗我对她说‘我判7年,咱们还是分手吧。’她说‘我等你。’我觉得今后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,能和她做个朋友已经很知足了。去年她在赴美留学前来和我告别,留言:太阳每天都是新的,而每天新的太阳仍然属于你。”
  “虽然处在人生的低谷,但只要不停地往上走,还是能走到山顶的。”
  邵昌告诉我,被关押后有段时间他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:“那么大的反差,真是接受不了。经过好长一段时间,慢慢能面对现实了。对我来说,这次教训是非常惨痛的,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,我现在除了亲友的爱和一技之长外,真是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  他越说越伤心:“一失足成千古恨,想起往事就非常难过,非常惭愧。父亲去世后,本来家里是最需要我的时候,可我……奶奶今年90岁了,真不知能不能再见她一面。母亲56岁了,这些年受的苦很难用语言形容,我最大的心病就是出狱后如何去见母亲,最怕看见的就是母亲头上的白发。”邵昌的头深深地垂下了。
  我问:“你在监狱每天干什么?”
  “我负责电脑培训,教40个学生,培训后他们要参加统一考试,成绩合格可以获得劳动部门发的等级证书。管教干部很重视人才,有特长的人在这儿都能得到发挥。监狱确实称得上特殊的大学,这儿有电脑、烹饪、缝纫、电器、写作等 24个教学班。
  “早5点半起床,6点半至7点半备课,早饭后我上午备课,午饭后睡两小时,下午两点至4点上课,4点后在计算机房为下一班人做准备或编教学软件,晚饭后7点半至9点半上课。没课时看电视或进行政治、文化学习。”
  “你每天能睡午觉真够幸福的,我都没时间睡。”
  “中午不睡觉,下午没精神。”邵昌一本正经地回答。“这儿每隔一天吃一顿肉菜,每星期可用IC卡给亲友打两次电话,每月发零花钱,可以在里面买方便面、水果、日用品。管教干部鼓励我们读书,我的英语和计算机一直没丢,每天坚持背单词,读英文原版小说,《教父》、《双城记》、《廊桥遗梦》都是我在这儿读的。对我影响很大的两本书是《人人都能成功》和《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》,给我的启示是:人的成功需要有积极的心态,再加上勤奋、正确的方法。人的成功就是要拼搏,哪怕起点低一点,只要每天前进一点,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。”
  “你的刑期还有多久?”
  “3年半加10天。”
  “你记得可真清楚,不愧是学数学的。”
  “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自由。我对未来充满期待,希望早日重返自由世界,趁年轻多做些事,用自己的汗水洗刷这污点。”
  “你将来出去后有什么打算?”
  “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,对什么样的起点我不在乎,哪怕先去给人打工,有了经济基础后自己做些事,将来再有机会就到国外发展。我现在虽处在人生的低谷,但只要不断地往上走,还是能走到山顶的。”想不到身陷囹圄的邵昌,在逆境中竟能如此自信。
  临走前我参观了监狱的计算机房,门口放着多双白软底鞋,里面有10台586电脑,邵昌正忙着准备为监狱的现代化管理开发软件呢。我说:“希望早日能在北京见到你。”
  “谢谢。”他笑笑,眼睛里充盈着感激的光。
  邵昌说:“我犯法是因为不懂法。”导师说:“他有不懂法的因素,也有不懂做人的道理。”
  从监狱回到北京后,为了进一步了解邵昌及其犯罪根源,我分别采访了他的同学、律师和导师。
  “他是非常优秀的,是尖子中的尖子,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免试,而且被留校。他计算机全凭自学,水平很高,连老师都请他辅导。不仅是成绩,他当研究生会副主席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,组织能力很强,光荣誉证书就有这么一大摞。”邵昌一位在中央某部工作的同学,一边激动地介绍着他如何优秀,一边用手比划着他得过的证书足有一尺高。“他非常善良,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知道承担家庭的责任,自首前还托我们照顾他母亲。”
  同学认为对邵昌判得太重了。“他破译了密码,就像小孩打游戏机过了关似的,觉得好玩。他弄钱不是主要目的,没有恶意,如果有强烈的犯罪意识,他完全可以让那家证券公司倒闭。出事后他去自首,态度很好。我们到关押的地方去看他,管教干部都反映他表现优秀。一般人犯罪后态度低落,我们每次去看他都怕他有从天上掉到地狱的心态,但他很乐观,让给他带英语词典和特别深奥的书,谈出来后想干什么事业,非常积极向上。”同学一再强调:“他的行为只是过失犯罪,不是恶意的主观行为,判7年太重。”
  可他的律师却认为,像这样数额巨大的盗窃罪,判7年算轻的,如果他没自首,至少得判10年以上甚至无期。要是按老《刑法》判,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
  记得在监狱里,我曾和邵昌谈起大学生犯罪问题,他说:“大学生犯罪应引起社会的重视。我进来后,在号子里接触的大学生不少,光我们学校的就有五六个。大学生犯罪在校生以小偷小摸盗窃居多,偷录音机、偷自行车,有时一抓就好几个,谁也没把它当回事。
  “我觉得大学生犯罪和学校的法制教育欠缺有关。我在大学时,虽有法制教育课,但很理论化,老师基本照本宣科。而学生们也没心思学,就是去混,觉得那东西学了也没什么用。我犯法是因为不懂法,作案时虽然隐隐约约也觉得是违法的,但到底违反什么法律,违法到什么程度,会受到什么惩罚,我不清楚。自首后,我只想会被拘留,没想到会判多少年。进来后我开始认真地学习《刑法》,感到我被判了7年还是值得庆幸的。”
  在采访邵昌的导师、一位德高望众的老教授时,谈到邵昌因为不懂法而导致犯罪,教授说:“他干这事儿有不懂法的因素,也有不懂做人的道理。他非常聪明,是学校的才子。但从道德品质方面来看,他不算非常好的人。据一些老师反映,他在实验室帮老师作课题时,挺计较报酬,给钱多积极性就高,给钱少就不干活儿。他在学校的计算机房也干过破译密码的事,学校规定上网浏览要交钱,他避开了。我让他记录学生交作业情况,发现有些中途退课的学生仍被他记录交了作业。坦率地说,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学生。
  “没想到教了一辈子学生,快退休了,怎么最后培养出这样的学生?捅了这么大的漏子。想起来觉得很惭愧。” 老教授的表情显得十分凝重。
  “他犯罪和您的教学没关系,他在学业上不是很优秀吗?”
  “还是有关系。我们学校的特点是强调学生自立、自觉,尊重学生的个性,老师和学生之间往往是学业上的关系,不怎么管他们个人的事。看来这一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,学生虽然非常自立,但太放任会造成一些不好的苗头被忽视了。
  “对教育学生,我也感到困惑。五六十年代,老师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,但那时工作方法简单。现在,人们讲究个性,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,对学生说深了不行说浅了也不行,老师越来越不愿意管学生了。拿我来说,监考是非常厉害的,对学生的小动作绝不客气,可人家说,学生不承认作弊,你没有证据在法律上站不住。我说,通过这两份卷子我可以判断他们作弊。人家说,只有当场抓住或有几个人看见才行。我说,可以找专家鉴定。人家说,专家鉴定是否有法律支持?唉,教了40年书,到头来反倒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学生了。”
  这位有着40年教龄的我国管理科学领域的著名教授,如今竟会对管理学生不知所措。我想,教书育人这里面是否存在着一个误区?
  “听邵昌说,在号子里遇见好几个你们学校的学生,学校用过他们的案例对在校生进行法制教育吗?”
  “没有。有的案子要不是学生私下嘀咕,连我也不知道。不过,校领导都喜欢讲学生中谁当了大官,谁当了大款,谁当了院士,越荣耀越好。讲逮起一个人来多不光彩,家丑不可外扬嘛。其实,对学生不应光讲学校的光荣传统,给他们讲讲这些案例,能起到警示作用。”
  我想,教授说得很对。邵昌一案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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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2-3 01:07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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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2-3 16:07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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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2-14 20:37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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